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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诗歌?因为向着诗歌才能敞开心扉

2022-06-19  admin  阅读:

 

 

  《意象的帝国:诗的写作课》以新诗写作课为肉身形态,承载作者诗学观与诗歌批评的气血。它有骨有力,有启有发,颇为难得,是案例分析与创作实践的有机整体。

  作家、诗人黄梵传授了读写新诗的技艺,善诱深具耐性,文本分析尽其精微,他是言说着的写作者。

  作者分析的诗歌案例,包孕中西古今,可谓取样广泛。它们都指向如何读与怎么写,是阅读接受、阐释批评与创作方法的三位一体,是一本具有整体性、实操性的新诗写作指南。

  文学家王鼎钧如此评价:“‘文心无语誓愿通’,黄梵先生以此一卷书做到了。”

  “学写作不只是学写作技巧,还要设法培养良好的判断力,来抵御糟糕的表达。”写诗与其他艺术创作一样,需要漫长奠基。培养判断力,实质是提升视知觉的敏感度、活跃性,对诗意有所觉察与指认,就像有了好舌头,好嗅觉才能品鉴美食。托马斯·品钦曾回忆自己初写小说时的问题――在没有一副好耳朵的情况下,就急于模仿那些花哨语言。所以,你就能理解为何听力与语言障碍,总相伴出现。写诗也要先养眼,先受好诗熏陶,确立审美品位。“没有判断力或判断力低下,你就会把次品当成品。”

  黄梵的诗歌写作课,思路是以读攻写。先告诉你诗与非诗,以及高下之别,建立趣味品位,评判系统,再谈写诗。事实上,一个人对新诗的阐释能力,决定了创作能力。无法对别人诗作进行“过度”阐释的人,很难写好自己的诗。过度并非贬义,而是一种想象式,猜测性与衍化分析,甚至可以是创造性误读。诗歌分析,也是揣度他人诗作的私密情感与经验意图。甚至,黄梵能罗列出诗句的各种可能义项与不同情理逻辑。

  这种诗歌阐释,其实是创作机制的逆推,它们是诗人与读者的视域融合。诗歌分析,总是读者经验对诗人视野的投影,诗歌创作也要考虑读者理解,做出妥协。解诗和写诗一样,在用一种诗意,理解另一种诗意,其本质是一厢情愿与无法验证。其中的悖论在于,新诗情感的私密性与沟通性。在我看来,黄梵的细读,就是以沟通性去猜测诗句的私密性。这如何可能?答案是,依靠人性因素与生命体验去沟通。

  “我们在观察诗歌形式不断改变的命运时,还应该看清命运背后,有一个永恒的操纵者——人性的需要。毕竟观察和依靠人性反应,是文学行事的根本依据……只要人性隐在形式背后,就暗示,形式的样貌定会受到人性法则的支配。”作者用“熟悉的陌生”,来概括诗歌形式的本质。换言之,熟悉感是共情力与同理心所造就,是理解与沟通的前提。陌生感,则代表诗歌中的私人经验。这要求我们读诗以人性的经验揣度个体情感,写诗时又要考虑共通体验,不能拒绝理解,无视读者。如果诗歌极度晦涩,不能传达情感,那就纯粹成为修辞游戏,丧失了意义。

  这本书的书名,让人想起罗兰·巴特的“符号帝国”。在我看来,意象的帝国,其实切中了两个层面:一是写诗要靠意象世界的营造,达成诗意。同时,意象又不能简单罗列并置,不可完全孤立无关,而是要搭建意象的隐在关联世界。其次,帝国二字,又说明诗人的身份,乃是语言世界的立法者,是意象使用的君主。“因为诗歌会把语言运用到接近无法表达的极限,甚至试图超越语法的规则,超越字典对字义的约定,抵达言外之意。”

  用意象写诗,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,也是古典诗学理论的关键命题。它的好处在于:一切情语,皆是景语,寓情于景,万物皆着我之色彩;又能达到物象心象,主客交融的审美体验。它排除一切抽象概念、观念形式,带来诗歌情感的含混、多义和蕴藉感。所谓境生象外,使用意象本质是一种造境和超越语言的艺术诉求。值得注意的是,黄梵对意象的分类界定,并不同于传统认知。

  “我决定对意象进行分类和重新命名。上述定义其实暗示意象有两种:一种指物体或物象,我把它称作‘客观意象’;还有一种指想象的、内心的图景,我把它称作‘主观意象’。”这种提法仍有值得商榷处,意象本质就在于主客、物我交融,将物象划归为一种意象,也易引人误解。其实,黄梵的意图在于区分,意象的实存性与意象的虚构性。前者有现实客观存在物,与之对应。后者则是诗人靠心灵想象出的形象,超越现实。

  意象决定了诗歌的诗性思维,它区分了诗与非诗。而靠抽象思维,观念物,概念堆砌而成的语言,则容易走向诗的反面。因为它们都是“非意象事物”。诗人需要警惕,它们会将诗拉入空洞与僵化。这也说明,凡是不经过感官,不通过形象表达的语言,大多在诗歌版图之外。即使诗人想表达观念,也会用尽心思,去想象一种思想的风景,实现观念的形象化。

  黄梵在大量新诗中摸索出几类主观意象的表达模式:一如错配,把不搭界的事物并置,用新眼光看待旧事物,发现新世界。二如指认与等同,“不管A与B是否有显而易见的共性或相似,直接粗暴地宣布A等同于B。”这样迫使读者先接受,再去重新认识两者的关系。三如重释,用事物B重新解释事物A,乃是隐喻的替换。这些对内在模式概括,都通往新诗写作的核心关切――如何打破日常感官的一致,思维的趋同,塑造全新独异的感官。它的本质是发现、重述新世界,生产新目光。

  熟悉的陌生,是诗歌效果上追求的辩证法。它是人类认识论,思维模式和心理机制在诗歌创作活动中的必然反映。诗歌创作充满各种异质因素的对立统一,调和穿插。如主观和客观,确定与含混,跳跃与连续,限制与自由,全有赖于搭配协调,才能产生诗意。偏执地发挥一种写法倾向,只会单一乏味,走向极端。本质上看,诗歌就是戴着镣铐起舞。形式是镣铐,表面看它是限制,其实则可赋予意义,确定诗意所在。

  这如同美学学科里的形式美法则。审美受个体经验,文化环境和社会时代影响,往往差异悬殊。但审美又有共通的特征,如和谐对称,比例优美。这就是“有意味的形式”,形式自身可赋予内容。如中国古典诗词多数用客观意象写成,大量运用主观意象的诗人并不多,“李白是少数常用主观意象的古人,他在文学史中的例外身份,同样要拜主观意象所赐。”作者认为,“客观意象”并不提供太浓诗意,而古典诗词的格律平仄和音乐实效,作为形式感恰恰自带诗意,它能弥补客观意象过多造成的平淡。

  新诗和旧诗相比,放弃了肉眼可见的形式感,但内化了更多隐在限制。从中,我们发现了诗意的弥补、平衡与转化。“当新诗脱去了古典格律的形式外衣,完全要靠裸体内容支撑全部诗意时,就应该让内容诗意强烈的主观意象,作为主角登场。”而写诗的核心,就是制衡与权变,协调与统一主观与客观的手段。完全没有倾向的客观景象堆砌,就会失去情感的指向性,意思的暗示性,那么写诗也并无必要了。客观事物需要主观染色,来增加诗意的多维和深度。如“引入解释(包括说明、独白、对比、拟人等),或逻辑跳跃(蒙太奇手法),别无他法”。

  主观意象的使用,又要兼顾晦涩与准确的辩证。新诗写作,始终在调和看似不可能的矛盾,如多义性与准确性如何统一?陌生化处理,如何显得合理化?没有关联的事物,如何形成意义链条?黄梵描述了如何依赖更多修辞与限定,用以提高情感的精确。如何深究意象间深层特征,情理逻辑的相似互通,怎样设法创造情景,使事物产生关联。

  黄梵重新确认了诗歌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,宰治作用。因为诗歌确立了语言的最高标准,小说和散文都在借取诗歌语言。小说语言之高下,参照标准仍是诗意,准确与凝练。伟大小说家大多也是诗人。“不管你想写什么,都应该从写诗开始,因为诗歌是一切写作的起点和终点。”这句话很容易引起误读,我想作者旨在表达两层意涵:诗歌最贴近语言本源,一切写作皆可从中习得经验,以此为基,可取法乎上;同时,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态,它是终极追求,向往所归,是永远切近,又难以抵达之境。

  诗歌课的意义,类似于分析投资市场,如果完全不懂技术面,那就只是瞎赌。“如果不知诗意如何通过安置事物产生,你便处于瞎猫碰死老鼠的境地,纯粹得靠运气。”但也不能全信技术,全靠指标去套,因为还有消息面,情绪面随机变化。《意象的帝国》靠意象分析,阐释诗歌创作的技艺,它输出了写诗的大观念、大方向与大逻辑,让读者看到“流程与操作”,不至于缘木求鱼,走太多弯路。这是可以习得模仿,能够传授的部分。就像请你吃完菜品后,又带你参观了中央厨房。诗歌课不培养诗人,就像中文系并非为了培养作家。然而,它却能训练一套新的感官系统,以诗性智慧重新观察、感知、表述并解释生活世界。